司马光砸缸城市标志景观铜雕

司马光砸缸城市标志景观铜雕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越来越注重是精神生活了，具有精神愉悦的城市生活与优美的城市环境景观已经成为人们对城市生活的一种评价标准。城市铜雕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形式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铜雕是一个城市的标志，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城市铜雕还记载了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明，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和精神追求，反映出每一座城市背后的人文历史。接着是人文性，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其发展的自身规律。它的历史背景、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等方面决定了某特有的文化氛围。城市的文化氛围在某些程度上决定了其城市铜雕的基本状况。还有就是启迪性，一个有文化内涵的城市铜雕能够给人们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能起到一定的纪念、启发的作用。最后是地域性，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文化和背景，所以其城市铜雕也有不同的内涵。